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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应用技术型：本科怎样起步

发布时间:2015-04-26 10: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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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达成人才“共识”

　　有观点认为，“共识”应该是一个多元主体，不同的人有一个共识，而《驻马店共识》的发布者身份是教育者，因此还不算严格意义的共识。

　　在中国传统的人才观中，“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观念根深蒂固，我们习惯于将“劳心者”定位为人才，普遍忽视“劳力”的人才，办公室的白领办事员常常看不起蓝领的“技术大师”。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不合时宜的人才观虽然有所扭转，但还未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因此，在从技术层面设计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时，有必要在全社会发动一场破除僵化人才观的思想动员，让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从事创造性劳动、推动社会发展的人才都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样，《驻马店共识》才能真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高校应勇舍虚名

　　今年，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达727万人，又迎“更难就业年”。但是，不少企业却为招不到合适的人才苦恼，一线技术人才短缺几近50%。

　　一方面大学生一职难求，一方面职场难觅合适人才。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很多大学不了解产业对人才的需求，封闭办学，自定目标，自我评价，“自娱自乐”，造成高等教育无法满足学生、产业和国家这3个关键利益相关者的要求。面对这种状况，中央提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教育改革战略，很有必要。

　　“技能型”与“学术型”两种模式高考的信号发出不久，不少高校，尤其是一些新建本科院校和职业技术院校纷纷认同，为下一步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和改革积极备战。但还有一些院校担忧，在高考模式变化和《驻马店共识》面前，会不会挨一刀，接受新的分层手术，落到技术族群内，没有“学术”标签，没有“研究”名分，会不会导致社会认可度下降、优秀师资流失、资源配置不公？

　　此类担忧不无道理。因此，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不仅需要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安排，也要在价值观和文化观的匡正和引领上下功夫。劳动者是平等的，唯有敬业、擅业、乐业才比得出真正的高低。政府要给这类院校吃定心丸，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回归技术教育本源，触碰职业培养本真，不图虚名，务实进取。即便重点或名牌大学，其实也有相当一部分专业属于技术技能型的，要坚守本色，敢于接招，回应需求。

　　在欧美，尤其是西北欧，综合技术大学（polytechnic）很多。综合性大学和综合技术大学，承担着培养不同类型人才的任务，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多元化需求。当下我国正在实施的以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重点的教育结构战略性调整，正是顺应大势，与国际接轨。

　　搭建学习“立交桥”

　　上个世纪90年代，韩国为终身学习“立交桥”设计了一张行之有效的蓝图，始称学分银行。它是模拟银行的某些功能与特点，通过学分储存和积累、认证和转换，使学习者能够自由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和学习地点。它是学分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现代教育管理模式的典范。

　　在实现《驻马店共识》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基础工程的早日竣工，那就是建立起统一规范、灵活便捷、公平包容的“学分银行”，这样才能使各类各级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等融会贯通，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

　　这一庞大复杂、精准流畅体系的构建亟须政策、标准、规范、技术、资源、文化等要素的支撑，还涉及“质量与社会认同”、“公益与利益驱动”、“公平与法制环境”等社会影响。因此，应从顶层设计、法规建设、公益性手段、质量规范等现实问题入手，夯实终身学习“立交桥”基础。

　　“双元制”的德国教育不仅构建了德意志民族独特的教育体系，而且为制造业强国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企业承担了大部分经费和主要责任，学生在企业受训的时间要双倍甚至更多于在职业学校学习的时间。企业是实施职业教育最重要的场所，学生在企业里的身份是学徒，而且日后并不影响就读普通高校的机会，只要你愿意。

　　美国教育行政权力分属各州，各州均制定本州适用的学分转移政策，共性较多，便于操作，如设有转移院校的认证类型、按照衔接协议或转移协议实施评估、考量转出院校（包括海外）与接收院校课程的相似度等。

　　以学分、课业负荷量、等级为要素的欧洲学分转换与累积系统（ECTS），始终将学生置于中心，为其提供了一整套跨校、跨国、跨文化的学分互换规章制度，凸显学习成果与现实能力。

　　我国早在2001年首先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始学分银行的探索，2004年千余所职业学校试行这一制度，随着终身教育思想的广泛认同与践行，学分银行开始跳出职教框架，走向各类教育，但立交桥的双向乃至多向流动功能并未真正形成，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师资远未形成坚强的方阵，具有效度和信度的中国式“应技养成模式”及其文化氛围仅是雏形，其社会地位的取得还需更多时日，要使“共识”化为现实，任重道远，不容乐观，然而，这确确实实关乎中国能否以一个令人信服的“制造大国”身份迈向“智造大国”，甚至“创造大国”的更高境界。（陆建非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转型，要有门槛

方言

　　今年以来，部分大学转型职业教育的话题，非常热烈，极受关注。有人忧之，有人喜之，有人淡然处之。

　　忧之者，譬如一些办得有声有色的高职院校担心地方院校打着“本科”的旗号，抢了高职的固有地盘，一些刚刚升入本科的院校担心沾了“职教”的边，拉低了自己的大学身份；喜之者，譬如一些办得艰难的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就业形势逼人、生源难以为继，转而职教，与高职相较，“本科”的声名也许可以保证过几年生源无忧的日子；淡然处之者，是大多数，因为政策还没有明确出来，就先不要杞人忧天了。

　　而职教大会之后，政策大体明确，所谓“600所”原来也只是一个说法而已，进而明确的是建立“现代职教体系”和鼓励高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型，而这个转型的范围，既不局限在600所高校之内，更跳出地方院校的框框，甚至把一些高大上的“985”“211”高校的某些专业也纳入可以试点的对象范围。

　　这，传递出来的是怎样的信息呢？

　　站在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要受全球交互影响的角度看，中国职业教育的现代化，部分大学的转型，不是要为哪一所或者哪一类学校寻找出路，而是要为中国普通人群、中国经济社会、中国职业教育，开辟新途。转向应用技术型，的确规划出了这类院校得以新生的一条线路。

　　但是，转型，是要有门槛的。

　　因为整个的中国教育，整个的中国职业教育，整个的中国多元人才储备，远远重要过部分大学自身的前途。

　　因为这种转型，是要开创出中国职业教育的新图景，是要抬升中国职业教育的层次，是要打造中国现代版的职业教育体系，是要追赶那么多年里我们被工业强国落下的人才距离。

　　鉴于此，这个门槛要设，要设得严格，要设得有层次，要设得既有操作性又有动态感。要让转型的这批院校成为中国职业院校的排头标兵，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的旗帜，成为中国学生和家庭的体面选择，而不是让一批院校进入一个新的安乐窝。

　　所以，这一次的转型，不在于多，也不在于快，而要在于用门槛调整一大批中国高校的心态，用动态的标杆纠正一大批中国大学的虚妄追求，踏踏实实为中国职业教育夯实一个继续起步的台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才有可能从这里有尊严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