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前日南都报道《企业承包制如何搞黑了广州咪表》，我有不同的看法。广州运行了14年的咪表管理制度已经暴露出种种问题，出现例如咪表企业私设车位多收费、执法人员权力寻租、企业追缴逃费无法律正当性等问题。但如果就此认为是“企业承包制搞黑了广州咪表”，并认为解决方式是回归以事业单位管理为主的行政经营模式的话，这是不准确的，也因此容易忽略咪表管理制度问题的根源。

首先，广州咪表管理制度的问题并非在于使用了企业承包制，而是使用了具有错误的激励机制的企业承包制。作为广州的效仿对象，香港咪表管理的企业承包制的核心激励机制是企业负责咪表设施的管理维护而非收费和执法。而广州则是企业负责收费和执法，政府与企业在停车费上分成。二者的核心区别是前者激励企业以提升管理效率获取回报，后者激励企业以扩大收费范围获取回报。这就是为大众所诟病的企业多收费、执法人员权力寻租以及企业执法无法律正当性问题的根源。广州并没有向香港学习到企业承包制度成功的核心。因此，认为企业承包制是问题根源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其次，行政经营制与企业承包制并非互为对方的解药。相反，二者的核心本质都是一种需要精心管理的委托-代理机制，即它们都面临着同样的委托代理问题。对于企业承包制来说，政府需要成为精明买主，在企业合约上下功夫，设置良好的激励机制，监督和激励企业作为代理人的管理职能。而行政经营制则要求政府成为精明老板，监督和激励下设的事业单位节约成本、高效运作。换言之，它们都面临着同样的委托代理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唯一途径是提升政府作为委托人的管理能力，而非在两种制度之间摇摆。如果政府在面对企业的时候没有展现出出色的管理能力，又凭什么让纳税人相信，回到行政经营制就能保证事业单位管理不会出现人浮于事、行政成本高昂等历史老问题。因此，咪表管理制度问题的根源在于低效的政府能力。然而，在现有的讨论中，企业承包制却为其背起了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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