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档案
历史上，塞罕坝有水、有树、有动物，被人称为天然的名苑。而“塞罕坝”一名系蒙汉合璧语，意为“美丽的高岭”。公元1681年，康熙在此设立了“木兰围场”，塞罕坝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后来由于过度开垦，很多树木被砍伐，到解放初期，这个昔日美丽的高岭，变成了树木稀疏、人迹罕至的茫茫荒原。
“改变当地自然面貌，保持水土，为减少京津地带风沙危害创造条件。”1962年，原国家计委以共和国的名义发出这27字号召，下达任务。127名毕业生和242名干部工人组建塞罕坝林场，向沙漠进军。
53年，三代人耕耘，北京天安门以北320多公里外，塞罕坝林场目前已有林地面积112万亩，同时成为亚洲面积最大、兼具森林和草原景观的国家级森林公园。
国家气象资料表明：上世纪50年代，北京年平均沙尘天数56.2天。2002到2012年十年间，北京春季沙尘天减少七成多。事实上，2007年，中国林科院对塞罕坝的价值有过初步的评估：塞罕坝不仅有效承担了阻挡风沙的任务，而且每年为京津地区输送清洁淡水1.37亿立方米，吸收二氧化碳74.7万吨，释放氧气54.5万吨，每年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20亿元。
开荒者
使命集结，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队伍，凿开了塞罕坝的第一个树坑。
塞罕坝并非一日建成。上世纪50年代，沙尘暴肆虐。距离北京最近的浑善达克沙地，海拔高达1400米，“如果这个沙源锁不住，对于海拔40多米的北京来说，就如同站在屋顶向院里扬沙。”作家李春雷在《塞罕坝祭》中写道。
浑善达克风口必须扼住，塞罕坝机械林场应运而生。
1962年2月，国家批准建立塞罕坝林场。使命集结，第二年，原林业部从全国18个省市紧急调配24所大中专院校毕业生127名，前往塞罕坝，和当地242名干部工人一起，组建塞罕坝林场。
这支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队伍，凿开了塞罕坝的第一个树坑。
但塞罕坝自然条件的恶劣，注定了造林之路并非坦途。
塞罕坝位于河北最北部，地处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地貌以高原和山地为主，海拔在1010米到1940米之间。这里冬季漫长，年均气温在零下1.4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43.2摄氏度，年均积雪7个月，年均无霜期72天，年均6级以上大风日数47天。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塞罕坝人开始了开荒之路。由于环境恶劣，加之缺乏高寒、高海拔地区造林经验，在建场前两年，塞罕坝连续造林成活率不到8%。失败带来的打击无比巨大，林场内流出要下马项目的传言。经过反复技术分析后，塞罕坝人意识到，想要提高成活率，必须自己育苗。但就在如此艰苦、寒冷的条件下，想要自主育苗，需要付出的艰辛并不是常人所能想象。
“不光造林，我们‘白手起家’，在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情况下什么都得干。”作为林场的第一代建设者，如今75岁的赵振宇介绍，当年他在林场种过地，赶过牛车，打过铁，当过泥瓦匠、木匠、护林员、施工员、采伐工，后来担任营林区主任、林场总场副场长。
据塞罕坝机械林场总场宣传部主任刘亚春介绍，粗略统计，从1962年到1982年，塞罕坝人20年内在这片沙地荒原共造林96万亩，总计3.2亿余株，昔日的塞外荒原终于披上了绿装。
志愿者
陈彦娴是“六女上坝”的主人公之一，19岁来到林场，亲历了塞罕坝的“成长”。
在陈彦娴印象里，当年全国青年都在学习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邢燕子和侯隽，“我们承德二中同宿舍的6个好姐妹也想成为北大荒梁军一样的女拖拉机手。”于是，6人放弃了高考，选择“上坝”。
上个世纪60年代，林场交通闭塞，从塞罕坝通往县城只有一条土路。一到冬季，大雪封山，林场基本处于半封闭、半隔绝状态。从承德到塞罕坝，200多公里的路程，6人“整整颠簸了两天”。到了目的地，陈彦娴发现这里没有几间房子，到处都是半人多高的野草。
环境的艰苦超乎想象。“喝的是雪水、雨水和沟塘子水，吃的是含有麦芒的黑莜面、窝窝头、土豆和咸菜。房屋不够住，就住仓库、马棚、窝棚、干打垒和泥草房。”
陈彦娴觉得最难熬的就是冬天了。最冷时气温能到零下40摄氏度左右，十几二十人睡在茅屋的大通铺上，“嗷嗷叫的白毛风一刮对面不见人”，炕上铺的只有一层莜麦秸子，睡觉要戴上皮帽子，早上起来眉毛、帽子和被子上会落下一层霜，“外面下大雪，茅屋里就扑簌簌地落小雪”，风一个劲从茅草屋缝隙往里灌。
初到林场，陈彦娴被分到了千层板林场苗圃工作。“苗圃育苗是一项技术要求非常高的工作，为了掌握好播种时盖土的薄厚和压实度，我们提前拿播种用的滚筒和刮板一遍又一遍地练”，滚筒是铁制的，里面加了种子和泥土，陈彦娴和同伴推起来很困难，但她们“手臂都练肿了还不能停，直到达到技术要求为止”。
进入10月份，苗圃开始选苗。为了保证苗根不失水，选苗都是在泥塘里作业，陈彦娴穿着棉袄，依然被冻得直打冷战。陈彦娴的双手都被冻肿，裂了口子，钻心地疼。就算这样，陈彦娴和其他人仍然在选苗棚里一坐就是一天，每人平均每天都选上万棵苗子。“收工时，腿都不听使唤了，站不起来，腰也直不起来，整个人就像僵住了一样，好半天才能动”。陈彦娴发现，当时跟自己一起在苗圃里工作的人，后来不是罗圈腿就是风湿病。
“那时候，生产一线不分男女，也没有领导和普通职工之分。”陈彦娴说，1964年冬天，林场场长带领场里工人在马蹄坑清理火烧残木。“当时我们都比赛着干，你拖得多，我比你拖得还多。”1965年机械造林大会战时，领导每人带一个机组，一台拖拉机挂三个植苗机，每个植苗机上坐两名投苗员。在冰冷的植苗机上，陈彦娴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汗水把棉袄湿透了，棉衣结成冰甲，鞋冻成冰坨，走起路来哗哗响。”一天下来，工人们脸被冻得起了泡，肩被磨得血红。“第二天又照常上山。就这样我们一干就是一个多月。”
1977年10月28日，塞罕坝发生了百年一遇的“雨凇”。下雨飘雪，冰雪交加。夜里，工人在挂着两尺多长冰溜子的房檐下，眼睁睁地看着一坡坡松树“嘎吱嘎吱”被冰雪压断。
一夜雨凇，林场57万亩林地受灾，20万亩树木直接被压弯、压折，“林场10多年的劳动成果损失过半，真是让人想哭都哭不出来”，刘亚春记得，含泪锯下断松，重新栽下幼苗。1980年，林场又遭遇了大旱，12多万亩树木被旱死，“很多人也是含着泪清理受灾林地，从头再来。”
瞭望者
在月亮山望火楼上，年近60岁的夏焕新和妻子王坤霞已在此度过了第11个年头。
如今，站在月亮山望火楼上往下看，当年遭“雨凇”后种下的小苗都长成了大树。
10米左右高的两层望火楼位于千层板林场海拔1900多米的月亮山山顶，这也是夏焕新和王坤霞的另一个家。一层两间总共不到20平米的小屋是客厅、卧室和厨房，二楼是望火口—七八平米的小屋，四面墙上有11扇窗户用于防火瞭望。
夏焕新的工作是凌晨4点到晚上6点，每15分钟登高瞭望一次，看看是否有哪里冒烟了。即使没有情况，也要用固定电话向场部报个平安。“月亮山，报正常”，这6个字是夏焕新每天说的最多的话，同样的话，每天重复不下50次。这叫“零报告”，每次的瞭望都要记录在一本《望火楼瞭望报告日记》上。多年的锤炼，夏焕新一眼就能区别是烟还是雾，也知道四周远近的各个方位是哪座山哪道岭。
即使是晚上夏焕新也不能停止工作，晚上7点以后到凌晨4点之间，夏焕新仍然需要1个小时汇报一次情况。担心睡太熟起不来，夏焕新把手机铃声调到最大，“刚要睡着，手机铃声就响了。”这样的工作一个人吃不消，王坤霞和夏焕新轮着报告。
一年之中，夏焕新至少有半年是在望火楼上工作。“春三月秋三月，是防火要紧期，要一直呆着，如果碰到哪年雪少，还得延期。”
2014年开春雪少，夏焕新一家就在望火楼上过了整个春节。
在不到10平米的内屋里，一家五口人做了一锅砂锅肉和一碟子青菜，就是年夜饭。“菜就摆在窗口的书桌上，谁吃谁上前夹一点。”屋里只有一张宽2米的床，夜里谁困谁就躺下睡。一家五口人度过了这样的春节。
“就觉得很心酸，对不住孩子。”王坤霞回忆起这个春节总是忍不住抹泪。
随着林场的发展，望火楼的条件“总是比之前好了些”。夏焕新介绍，2004年，夫妻两人刚到月亮山望火楼时，并没有电视，“什么都没有，林场配了一个手机，闲的时候就拿着手机玩俄罗斯方块。”日子总是难熬，王坤霞用“寂寞”两字形容在山上的生活，简单的重复，枯燥的瞭望，王坤霞的发泄方式是，偶尔和丈夫“吵上几句”。
但碰到大风天，这对夫妇却没有时间寂寞。两人“上蹿下跳”没几分钟就要跑到二楼上查看，“就怕哪着了，风一吹，就完了”。
起初最苦的日子里，大雪封山，林场的食品供给上不来，没有菜吃，夏焕新把吃完的白菜根埋在油漆桶的土里，“发了芽掐着吃”。
由于位于山上的制高点，每遇雷电天气，望火楼总会遭到雷电的袭击，“那火球窜进屋里，炸开来，可吓人”。这样的局面持续到后来林场在望火楼装上避雷设备，才有改善。
“十几年来，每次周围区县发生火情，都是这两个老人最先发现。”千层板林场场长于士涛如此描述夏焕新夫妇的敬业。
夏焕新和王坤霞所守护的月亮山望火楼只是林场的9个望火楼之一。
为确保百万亩林海的防火安
全，林场一共设有9个夫妻望火楼，到了防火期，这些夫妻一上山就是几个月，像夏焕新和王坤霞、赵福洲和妻子陈秀灵、刘军和妻子齐淑艳、孟庆林和妻子董建琴等，都已守楼几年甚至十几年。为了这份工作，望火楼的很多家庭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由于远离人群缺乏交流，初景梅的儿子8岁时说话还不清楚，董建琴在学校寄宿的儿子高烧近40摄氏度，坚持不让班主任给父母打电话，因为懂事的孩子知道打了电话父母也下不了山，只能让他们更揪心。
这些故事的背后是，建场50多年来，940平方公里的塞罕坝林场没有发生过一起森林火灾。
护林人
“造林要紧，病虫害的防治也是大事。”从1979年开始，朱凤恩一直从事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至今已36个年头。
“防虫得抓最佳时机，太早的话，虫子没孵出来，效果不好；太晚的话，虫子长成了，耐药性强，防治难度也很大。”塞罕坝第三乡林场森保股股长朱凤恩说。
把握时机，对有36年防虫经验的朱凤恩来说并不是难事，但付诸体力去做，仍然是实实在在的体力活。
每年5月中旬到8月，是林场的病虫害防治时期。一到这个时候，朱凤恩忙到每天只能挨床不到两小时。
凌晨1点半，朱凤恩自然就能醒来，起床后开始做饭吃饭，这一顿之后，得挨到晚上10点才能吃下一顿。到林场装上机器、农药和柴油等防治工具，朱凤恩便去一个一个捎上工人。
到达防治地点时才4点，那时天还没完全亮，看不清，朱凤恩和工人打着手电筒往油里加药。4点多，朱凤恩开始对树林喷烟。“赶这么早是想趁着早上气压低，药烟在林子里一时扩散不出去，这才会有效。”
4点到7点，喷烟机的距离为20米，7点到9点，距离缩短为15米，10点以后，机器的距离便减短为5米了。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杀虫效果，10点之后，上午的防治作业告一段落，下午5点半再进行晚上的防治。
两段防治工作间隙，朱凤恩才能在树林里找个地方，补充一下睡眠，因为他每天收工回到家躺下时，已经十一二点。
通过无数次试验，他已经将坝上常见害虫的习性摸了个底朝天。
他捕来不同种类、不同成长期的害虫，用不同品种、不同浓度的农药分别喷洒，记录其死亡时间，由此找出了适用于不同虫害的最佳防治时机、最佳防虫药品，计算出了不同强度虫害下的用药浓度和喷药频率。这是朱凤恩30多年来，通过实际操作总结的方法。
2002年，松毛虫大举来袭，塞罕坝局部地区受灾严重，朱凤恩领命上山灭虫，这场“战役”持续了两个月的时间，最终松毛虫败下阵来。虽然穿着防护服、双层口罩和防毒面具，但毕竟是和农药打交道，一场战役下来，朱凤恩和同事脱了一层皮。
后来，河北省在制定有关喷烟机防治病虫害的地方标准时，主要经验数据大多都由塞罕坝提供。
“苦吗？苦。每天在山上，我就吃自己一早带的两个馒头和一罐开水。”朱凤恩说，他对辛苦已习以为常，明年即将退休的他，希望能被返聘接着工作，“领导已经跟我说了返聘的事”。
朱凤恩觉得，自己闲不下来，他的一辈子，都是林场的。
守业人
“创业难，守业更难。”摆在于士涛这班年轻人面前的是经营林场的重任。
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劳作，塞罕坝上能植树的地方基本上都有树木安家。老一辈完成了大面积的林业种植，老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于士涛却觉得，“乘凉”也非易事。
“三分造，七分管”的理念在塞罕坝深入人心。其中，防火被视为关乎全场存亡的生命线。塞罕坝机械林场共有6个分场。于士涛就是其中千层板林场场长。作为场长，他最害怕的就是接到分管防火的副场长的电话，“一看到是他的电话，我心里就一紧，想，不会是着了吧。”
“80后”于士涛是保定人，微胖。出生于平原的于士涛从小对大山心有向往。2005年，他从河北农业大学毕业后就选择了到塞罕坝工作。
经过简单的训练，于士涛被分配到了千层板林场下属的马蹄坑营林区工作。“刚开始的几天我感觉哪里都很新鲜，跟着营林区主任跑前跑后，干劲十足。可是没多久，激情消退，随之而来的各种困难考验超过了我的心理预期，梦想与现实的反差让我几乎无法承受。”
在听过老一辈的开荒故事后，于士涛心有感触，和许多新来的大学生一起开始了新的创业历程。从一年四季的防火到防虫到资源管护，从育苗到整地到造林，从割灌到抚育到经营利用，于士涛每天早出晚归，走遍林场的每一个小班，每一块林地。“我人变黑了，脸上布满了坝上‘高原红’，真正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山里人"。
而女友付立华考入中国林科院，攻读硕士研究生。2008年，付立华毕业留在北京，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到底谁“投靠”谁，出现了一场拉锯战。
多次“探亲”，付立华最终妥协，于2011年也进入塞罕坝工作。
今年，两人的孩子已经两岁多，于士涛也由最初的技术员，变成了塞罕坝林场下属的千层板林场场长。但工作太忙，作为基层干部，于士涛差不多一个月才能回家一趟，“孩子跟我不亲，完全把我当陌生人”。于士涛有些落寞。
摆在于士涛这班年轻人面前的是经营林场的重任。“创业难，守业更难。”塞罕坝在发展的过程中，整理出了一套适合塞罕坝林场特点的经营模式。在搞好森林经营的同时，塞罕坝还实施了森林旅游、绿化苗木和引进风电项目等一批优势产业。2013年旅游门票收入3800万元，种苗收入2800余万元，风电占地补偿6500万元，为森林经营和生态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撑。
“干林业的都默默无闻，也高调不起来。因为你做的事情，40年以后才能看到结果。”于士涛说，林场的50多年发展，经历了老、中、青三代，“老一辈的成果在我们手上可不能毁了，我们承担不起也接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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