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市高职与同一区域内的省属高职相比,生均财政拨款相差很大,有的仅为后者的1/5。到2017年要达到不低于12000元的全国统一标准,有不小的难度。
2014年底,财政部、教育部共同下发了《关于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生均拨款制度加快发展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意见》,提出各地要建立完善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制度,覆盖全部独立设置的公办高职院校。2017年各地高职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应当不低于12000元。
据记者了解,目前有不少省的高职院校,生均拨款距离12000元标准还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中西部一些地市所属高职,有的生均拨款刚过千元,和标准要求差着一个数量级。
1/4省份未出台生均标准,投入机制不够稳定
上海教科院和麦克思研究院共同编制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在高等职业院校经费投入结构中,财政性教育经费与学费所占比重接近9成,从2010年起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比重超过5成,公共财政成为支撑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经费来源。
今年3月,教育部10个调研组赴全国31个省(市、区)开展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情况专项调研,了解到目前全国有23个(市、区)省份制定了高职生均拨款标准,这意味着,还有超过1/4的省份没有出台生均拨款标准。没有制度的约束、没有标准的参照,就难以形成稳定的投入机制,这8个省份生均拨款的落实情况让人担忧。
在已出台生均拨款标准的省份中,也并非全部乐观。有的省份保障有力,如黑龙江省规定,从2015年起,全省公办高职院校生均拨款达到1.2万元;吉林提出2015年公办高职院校生均拨款达到1.2万元以上,2017年与本科院校实行统一标准。但也有一些省份,距离2017年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如江西省制定的全省统一公办高职生均拨款标准为7000元,湖北省为5000元,湖南省为3400元。从全国范围来讲,拨款与否、拨款数量的多少,有着省份和地域上的差异,造成了高职院校发展的冷热不均。
此外,调研时还了解到,大部分地区高职院校生均拨款标准低于普通本科,大约仅相当于普通本科高校的50%左右。事实上,办好职业教育需要有大量的实验实训设备、教师培训和校企合作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其办学成本远高于普通教育,但目前的经费投入却远低于普通教育。
“谁的孩子谁抱走”,中西部地市高职发展艰难
我国1300多所高职院校基本遍及每个城市,其中近半数归地市管理。在我国现行分级管理财政体制下,除了省和省之间投入有着巨大差异外,省管和市管高职院校由于财政资金来源渠道不同,获得支持的力度也完全不同,同样存在冷热不均现象。一些急需资金进行转型升级和专业布局调整的地市高职,由于市本级财政困难而无法获得资金支持,转而寻找其他渠道资金支持,增大了发展的风险。
记者日前在随全国人大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组在甘肃武威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时了解到,该院校就面临上面所说的困难。
这是一所“省市共建、市管为主”的公办高职院校,是全国骨干高职院校立项建设单位。由于武威市还没有建立高职生均拨款标准,市级财政捉襟见肘,目前所做的,仅是把学院教职工工资纳入财政预算,另外在骨干校建设中安排地方配套专项资金。
据学院党委书记张国民介绍,每年市级财政所拨的100多万元公用经费,还不够学校一个月的运转费用,“学院的教育事业费以学生的缴费为主,在政策保障上,市管院校难以从国家和省级财政获得与省管高职院校同等的支持。”建校10年多,学院仅从中央财政获得过专项资金4510万元,从省级财政争取到545万元的专项资金,除此之外,国家和省两级财政就再没有过任何投入。
10个调研组调研结果显示,在其他中西部省份存在同样问题。“谁的孩子谁抱走”,省属院校投入由省本级财政保障,市属院校则由市级财政负责,而事实上大部分财政困难的地市州根本无法落实办学经费。据了解,湖北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市本级生均财政拨款2014年仅为1100元,不到同区域省属院校的1/5。
据了解,山东省已经提出:健全职业教育分级管理体制,完善以省为主统筹规划高等职业教育体制;健全以市为主统筹规划中等职业教育体制;明确县级政府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责任。
在教育部调研组的报告中,也对形成稳定的投入机制提出建议: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对职业教育投入的责任和比例,地方财政注重保日常运转,中央财政注重支持改革和加强薄弱环节,省级财政更多发挥作用,确保教育公共财政投入职业教育占比逐年上升;全面实行职业院校生均拨款制度,并根据办学规模和教学要求进行动态调整,做到投入不低于普通教育标准;健全考核问责机制,要把职业教育发展作为各级政府主要领导业绩考核指标。
率队在甘肃检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在听取了武威职业技术学院的汇报后,谈到这样一个观点:学生就业去向基本是20%外省,80%本省,本省就业的学生中又有20%在本市就业。因此各级政府生均拨款的比例也应该按照就业路线图来设计,以体现“谁使用谁买单。”
由此而带来的高职债务问题值得警惕。“由于没有高职生均拨款标准,学院就没有稳定的经费投入渠道,发展主要靠商业贷款。目前沉重的债务已成为制约学院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张国民书记谈到发展的艰难。
从2012年开始,武威职业技术学院开始了校园扩建,新建了体育场、体育馆、学生活动中心、图书馆和4栋教学楼、2栋实验实训楼、3栋学生宿舍、8栋教职工公寓,现在已投入资金6.2亿元。这些资金,除了学院自筹的9000多万元外,其余都是通过银行贷款、向教师个人和企业借款以及施工企业垫资等解决的。目前为止,学院还有银行贷款1.61亿元,个人和企业借款2920万元,还拖欠施工企业2.6亿元。
负债发展已经成了中西部一些地市高职发展的新常态。调研组了解到,在广西,多数高职院校由普通中专合并升格而来,依靠银行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14年,广西公办高职共有债务21.1亿元,其中银行贷款19亿元。
省级政府统筹职业教育责任不能层层下移
在甘肃,同武威职业技术学院一样归地市管理的高等职业院校还有几所,大都面临和武威职业技术学院一样的困境。到2017年实现生均拨款12000元,若没有国家和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将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些学院非常希望能够收归省管,享受省属高职待遇。
但省教育厅似乎并没有这种打算。省教育厅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地市办高职,当初都非常踊跃,积极努力向省里争取。等到办起来,才知道不光是一次性的建设投入,而是每年都要持续投入,于是开始打退堂鼓。等到市里的干部安排完之后,就想交到省里,这让省里怎么收?
中央、省和地市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到底应负有什么样的职责?随同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赴甘肃的教育部法制办副主任王大泉告诉记者,按照《高等教育法》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法律中只提到国务院和省两级领导,并没有提到地市对于高等教育的责任。
上海教科院副院长马树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目前是地方实践走在了法律前面,在前些年高校扩张的政策下,国家允许和鼓励地市举办高等职业教育。至于管理责任,则基本是“谁举办谁负责”,申请举办之初,就应想到要承担的责任。
但马树超表示,这并不表示国家和省级政府不是举办者就不应该承担责任。特别在现行财政管理体制下,地市政府缺乏对区域内职业教育发展的资源供给能力,职业教育资源布局不合理、服务产业转型升级能力不配套等问题,亟须通过加强省级政府统筹来破解。国家在对中西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已包括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所需的经费。对于地市所属的高等职业院校,省级财政除了专项资金外,在给地市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应该有一部分明确用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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