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责任感培养要从家庭的餐桌开始
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食品工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力谈道,“从总体上看,青少年的精神面貌是积极向上的,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他们思维活跃,求真求知。但另一方面,互联网上各种思想良莠不齐,导致青少年在价值观上缺少认同。而且,青少年整天沉迷于虚拟的网络环境中,缺少社会参与感,也不利于责任感的形成。”
“什么是责任担当?”在柯杨看来,“它实际上就是指做人的成熟,包括独立和责任心。随着年龄增长,责任担当的内容、范围、对象和强度是递增的。因此,培养青少年的责任感要遵循教育规律。”
4R4P(国际)娱乐教育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宋卓林在座谈会提出了一个理性看待责任的模型:责任和角色意识、能力、义务感、信念系统四个纬度高度相关。“角色责任是说人与规则的关系,能力责任是人与目标的关系,义务责任是人与人的关系,原因责任则是人与信仰与理念的关系。”
他坦言,就角色责任而言,现在许多家庭教育一直都在剥夺孩子在各自角色上必须承担的责任。比如,大人从小宠溺孩子,穿衣爷爷奶奶帮着穿,吃饭外公外婆喂着吃,等长大成人要结婚父母还要帮孩子买好房子、车子、准备好票子等。父母把孩子必须做的事情都帮他们做了,孩子却忘记了自己必须做哪些。这样,孩子从小到大分不清自己的角色,在不同年龄段、不同的场合应该要扮演什么角色,最后工作受挫,婚姻不幸,有些甚至变成“啃老族”。
“培养责任感,首先要让孩子知道,自己能做的事情要自己做,这是必须做的!餐桌上,要学会自己盛饭、自己吃饭、自己夹菜、吃完饭把碗筷放好等等,这是必须要让孩子明确的,明确什么是必须做的、是孩子成长的第一步,也是培养孩子独立意识和责任感的重要一步!”宋卓林说。
建义工制度把学生从书本中解放出来
“我们有50%-60%的青少年拥有手机,其中又有70%-80%是通过互联网了解世界的,手机已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第三只手。”武力认为,“互联网让我们更便捷地了解社会,但让青少年长期在一种自我的氛围中成长,逐渐变得以自我为中心。因此,我们要把青少年从电脑桌上拉回来,让他们走出校园,走向社会。”
对此,全国政府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金莉表示,我们要加大社会实践的力度,培养青年人的社会奉献精神。现在我们的志愿者活动做得很好,能否让做义工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这样青少年接触到的社会责任感教育就不是完全来自书本、来自老师,而是他们在社会实践中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的。
全国政府委员、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杨玉芳对此也表示认同。在她看来,“我们要鼓励青少年多参加志愿者活动,志愿服务是体现社会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美德的重要途径,青少年如果参与其中可以实现自我精神的陶冶,一个最简捷的方式是社区服务,帮助青少年通过个人实践和与他人的合作锻炼学习,提升他们对知识的理解,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
“社会教育实践必须要有制度保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补充道,“现在青少年的课业负担太重,应有相关部门出台政策,规定社会教育时间,对孩子进行社会教育实践,让孩子学会怎么和人相处,加深对社会和国家的认识,并且培养孩子的集体感和社会参与感。”
责任感培养也需要投学生所爱
柯杨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让人更文明、更理性,同时掌握自食其力的本领,更好地服务社会。而关于文明教育,最难的就是你告诉孩子一套东西,社会告诉相反的东西。因此,全社会每个人的社会的示范作用和人们在因果结局上面的选择十分重要。虽然现在有很多好人还在做善良、本份的事,但获得善报的时间可能要长。在这种示范作用下,年轻人可能就更倾向于选择急功近利。”
杨玉芳称,在对青少年责任感的调查中显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状况令人喜忧参半,他们对于目前人类现状有比较清醒认识,但另一方面表现出利己主义的倾向,对于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感比较强,但对他人的责任感较弱,比如马路上遇到问题,我该不该扶?
“当前媒体上许多见义勇为的报道流血又流泪,实际上也弱化了青少年见义勇为的责任。”杨玉芳说,“我们在舆论上必须纠正‘英雄等同傻子’的观念,增强对责任行为的认同,同时也要告诉他们在某种情境下的应对办法,尽可能降低风险的成本,可实行一些有责任的行为,比如打一通电话,敢于认证等。”
金莉插话说:“学生听到、读到的常和现实中看到的有很大脱节,所以很多学生也是学会了说一套做一套,这样的教育实际上就是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特别喜欢新媒体,他们喜欢在网络、手机、微信上了解社会,了解中国,所以我觉得社会责任感培养也应这从上面入手,多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占领这块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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