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特稿：“暴徒”徐纯合前传

村里人不太记得徐纯合的大名，他们叫他“大没脸”。小时候，年幼的徐纯合喜欢在各家各户蹭吃蹭喝，大伙逗他玩，笑他没脸。这个绰号一直跟着他到了成年，“大没脸”不再是好意的玩笑，而意味着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以及让人看低。

    “大没脸”最后一次回乡是4月30日，给父亲上坟。两天后，他在庆安县火车站被执勤警察击毙。

    那天既不是清明，也不是徐家父亲的忌日。小卖部老板葛艳宗记得，徐纯合穿的短袖，背后沾的泥土，“没准又喝了点酒，躺地上睡过。”他进了门，没说话，顺手从门边拎了一瓶啤酒，又拿了一根香肠、一个鸡腿，8块钱。徐纯合说：“大哥，我没钱。”

    葛艳宗说没钱算了，也不多，让他走：“村里人不爱搭理他。我也不跟他唠嗑，唠不到一块去。你问他在外边干了啥吧，啥也没干。”

    和小时候一样，徐纯合爱在各家串门，东逛逛，西瞅瞅。40多岁了，有时在小卖部买东西碰见人，还会跟对方说“给我买包烟呗”。

    “懒”是他留给村里人的唯一印象。除此之外，他们没见过徐纯合有别的毛病，喝点酒，不偷不抢，买东西赊了账，事后也都能还清。

    徐纯合骑了个自行车，顺道去了趟表哥吕恒信家。吕的妻子刘子英去年双目失明，徐纯合让吕别吱声，悄悄摸到刘跟前，“是不是小死合。”刘子英乐了。徐应和着：“你还听得出我语声。”说了一通笑话，便走了。

    那是村里人最后一次见到徐纯合。一周后，徐的骨灰被带回山里安葬。

    他就是“大没脸”

    徐纯合出生于庆安县丰收乡丰满村李宫屯，父亲在40岁之后生了他， 按堂弟的说法，老来得子，因而对他倍加宠爱。

    同村人印证了这种说法。但也承认，在徐纯合出生以前，家里已经十分困难。母亲权玉顺是朝鲜族人，早年带着两个女儿改嫁给了徐纯合的父亲，因为疾病，大女儿早夭。那时权玉顺已经像现在这样腿脚不便，无法下地干活，而权的父亲身体也不好。

    徐父去世后，徐纯合和母亲守着两间土房和几亩地，由于太穷，买不起耕种及收割粮食的工具，不久，他便把地承包给别人，卖了两间土房，连锅也卖掉，什么也没剩地离开了家乡。

    在外打工那几年，徐纯合没挣到钱。他先后在离家100多里地的老金沟淘金、在建三江农场打工，也去过他所在的大连金州，以及铁力市。

    在大连金州工作的徐纯合堂弟徐纯静曾对媒体说：“没有文凭和技术，干的都是出大力气的活。”比如搬家、卸货、拉沙子。而徐纯合本人“二二乎乎的、脑子简单”，经常受骗。

    在铁力当地，徐纯合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李秀芹。他成家时40岁。李秀芹有轻度精神病，离过一次婚，嫌徐没工作，李家人起初不乐意这桩婚事。在铁力市，他们生了3个小孩，这使得困窘的生活雪上加霜。

    徐纯静说，徐纯合曾出过一场车祸，腿部骨折，再也不能做重活。也就是从那时起，徐纯合学会了喝酒、抽烟。在铁力呆了一段时间后，徐纯合又回了老家。

    村里人知道的是，“大没脸”回来了，带着一个患精神病的妻子、老母亲和在铁力生的3个小孩。离乡前，他把地包出去、房子卖了，如今虽然回了家乡，没吃、没住，一无所有。

    村里其他外地打工者，平常回乡时总聚在一块闲聊，谈的多半是在在外做了什么事、挣了多少钱。但徐纯合不一样，和小时候那样，带点亲故的，他便跑人家家里去坐坐，有吃的喝的，也跟着蹭点，但不怎么聊在外打工的日子。

    另一方面，他开始喝酒、抽烟。村里人说：“他太懒。你要说吧，挑他太大毛病挑不出来，总结一个字全概括，懒。”

    有人劝，家里有老人，3个孩子也不容易，出去找点活干。徐纯合不应声。徐纯合的表嫂刘子英也问过他，合啊，你也不小了，孩子都3个了，你干点活。

    他说：“嫂子，我能干啥活，我半拉身子不好使，心脏还有点毛病。” 他的右腿因车祸行动不便。而右手有毛病，发抖，喝酒时没法用小酒盅，得拿一个饭碗盛。

    打小时候起，徐纯合爱在村里逛，谁叫他都去，谁家做好饭就上谁家吃，“赖皮赖脸的，拿他当小孩耍”，于是徐纯合的嫂子给他起了“大没脸”这个外号。

    葛艳宗说，他就是“大没脸”， “要有脸的人，说话将你两句，你得去做啊，不然脸上挂不住面。但他没有脸，所以说，你说不说他不在乎”。

    乞讨是唯一收入来源

    至少在5年前，已经有人看见权玉顺带着3个孩子在庆安县街头乞讨。最初行乞时，孩子一前一后给背着，牵着一个，后来孩子长大了，权玉顺在前面走，孩子在后面跟着。权玉顺驼着背、一头白发，扶着小推车艰难地行动，又带着3个小孩，不少路人被她打动。当地人说， “实在太可怜，在庆安乞讨这么多年，还有人给的，也就她了。”

    村里有一种说法，徐纯合是靠一个老人和3个小孩养活的。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事实，乞讨几乎成为这个六口之家唯一的收入来源。

    近几年，除了庆安本地及大连，权玉顺把乞讨地点延伸到了北京。在北京，乞讨所得明显增多，也正因此，徐纯合曾亲自把老人送上去北京的火车。

    权玉顺去北京三到四次，村里便去接了三到四次，由于还有3个孩子，往往得两到三个人才能接回来。据财新报道，因为数次到北京乞讨、上访，权玉顺在当地重点稳控的名单中。 今年2月，北京晚报曾报道过权玉顺上北京乞讨的事。去年，《大连晚报》也以“八旬老妪携三孙儿来连乞讨供养老家酗酒成性懒儿子”为题报道过老人行乞的事。

    徐纯合在庆安县城里住，但不怎么打理自己，身上有一股味儿，常年乞讨的母亲权玉顺也是，村里人说，“邋遢”。 “其实吧，说句不好听话，他这把死也挺可怜，有老妈，有仨孩子，但他这人……一天喝得醉醺醺的，躲远点还来不及。” 李宫屯屯长金贵说。

    徐纯合唯一的辩解来自网上，上网是这个小学没毕业的农民在外打工所学会的技能之一，但网上的求助却应者寥寥、收效甚微。

    在大连晚报那则报道后，他评论道：你们不傻吧，那我就不用多说了。其实什么叫要脸，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脸了，我要脸的话我就得饿死六口人，不要脸呢，就这样了。也有求助，要求不高，说家人“身体不好望大家代祷，还有，有三到五岁孩子的衣服，家里孩子穿不着的，给邮点”，“徐纯合自称“徐纯合兄弟”，更多时候，他在网上转发一下基督教福音，和网友也没什么交流。

    最近这几年，村里为徐家一家六口提供了低保，分给他民政下发的救济粮，并给他们租了房。但这并不能解决这一家的生存问题。起初租的房子在张先屯，可老人行乞不便，于是又改在庆安县城租了房。对这家人，村里的应对之策是，只在两会等要紧的日子重点控制，其余的时间，老人家上北京或者上别的地方乞讨，他们也不再管。

    徐纯合的媳妇和3个孩子在分地以后回乡，没分到地，也由于不在村，计划生育政策没管到他。在徐的家乡，庆安县丰收乡丰满村，和他同岁的家庭多半只有1个孩子，生二胎的很少，而生3个的，就他一个。

    村团支书李江说，他在外地生的孩子，计划生育管不到。而回乡后，他也常不在家，村里也不怎么管。村里曾想把徐的大女儿送进两利中学，团支书李江说，徐纯合答应了，可老太太不放，说舍不得分开。私下有人议论，“没孩子，怎么能要得着钱呢。”

    徐纯合一家的处境像陷入一个死结。一方面，由于徐纯合这个监护人尚在，按政策他的孩子无法进入福利院，而他们同样无法上学，因为老人带着孩子行乞是这个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

    也正因此，徐纯合死后，有人说“死得值”：“现在孩子去了福利院，以后还能上学。要是跟着老妈，以后怎么办？长大不成流氓了么。

    庆安县归属黑龙江省绥化市。5月2日，徐纯合在这个东北县城的火车站被执勤民警击毙。5天后，徐纯合被火化，家人给他烧纸时，按照生肖属相，烧在属“狗”的那一处。

    5月14日，枪击事件10天后，央视新闻播出了当天的监控视频以及民警采访，也公布了哈尔滨铁路公安的调查结论：民警李乐斌开枪是正当履行职务行为，符合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及公安部相关规定。

    视频中，徐纯合先是拦截旅客进站，被警察扣住，随后追打警察，甚至试图用老人抵挡警棍，并将一个小孩摔在地上，最后徐纯合抢下警棍反击警察，后者开枪。由于视频剪辑过，且有意漏掉一段目击者曾上传到网上的徐纯合挨打的画面，引发舆论对该报道真实性的质疑。而冲突的起因语焉不详：徐纯合带着一家老小，又没凶器，为什么会突然堵住旅客安检通道？县公安局的警察也对执法方式提出了质疑：按规定警察执法至少得两人在场，而不应该由一个人单独执法。

    但官方的态度早在事发后便已确定。根据协议，权玉顺安排到敬老院，李秀芹送去精神病院，而3个小孩送往福利院，铁路方面的人给了徐纯合家20万，说这笔钱的来源是铁路职工捐款，他自己也捐了，并对徐家人强调：“这不是给你的赔偿，这是给你的补偿。”

    “无辜给打死了，不能殓啊。他不偷不抢，没一点毛病，人上火车吧，取票，就给打死了。”由于对徐纯合闹事一事感到不解，徐纯合的表哥一度反对过早入殓。

    徐纯合在网上说，他希望能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但因为有他这个监护人存在，不符合收养条件。如今他死了，换回一家人的生活保障。有同村人感叹“死的真值”，但想想，又觉得不过意：“再怎么说，他也没犯死罪。”

    “我都能把他制服，即便喝多了，铁路警察治他不很容易吗。”村里人对他能危害公共安全感到不可思议，主要问题在于，徐纯合虽高大，但身体并不强壮，也从不跟人起冲突，按他的性格，只可能别人欺负他，不可能他欺负别人。“没有比他再熊的了”。

    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与庆安火车站警察的冲突过程中，徐纯合推出去挡警棍的，还是自家的母亲和闺女。

    但民警李乐斌并不知情。根据经验，他判断面前这个喝了酒的中年男人已经危及到其他旅客尤其是小孩的生命安全，于是决定开枪。